七颜991023
1951年初夏，西安，一声枪响。
一个曾在台儿庄血战日寇、为民族出生入死的抗日将领，就这样倒在了人民法院的刑场上。
他的名字叫——徐经济。
国军中将、宝鸡警备司令、新五军军长，抗战老兵。可这一次，他不是战死沙场，而是被“镇反”的子弹终结了生命。
一代将军，怎么就成了“反革命”？他究竟冤不冤？
1900年，徐经济出生在陕西临潼的一个清贫家庭。父亲是塾师，母亲是农妇，虽家境一般，却硬是供他读完学堂。成年之后，他毕业于西安一中，还曾有过一段教师经历，教授国文与历史课程。此时的他，胸怀天下，于国家兴亡之事深有感触。
1924年，黄埔军校创办，徐经济毅然投笔从戎，成为黄埔一期生，与胡宗南、杜聿明、宋希濂为同期。
这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也将他推上了中国历史的风口浪尖。
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徐经济被派往台儿庄前线，亲历了那场震惊中外的会战。他指挥果断、作战勇猛，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功臣。战后，他参与组建陕西抗日义勇军并担任副司令。在关中地区积极开展活动，屡次成功抵御日军进攻，竭力保障百姓安宁。
那几年，他是陕西老百姓口中的“徐司令”，是民族英雄的象征。
但命运的转折，总是悄无声息地发生。
1939年起，他被任命为陕西保安副司令，奉命封锁陕甘宁边区，清剿共产党地下组织。
到了1943年，事态升级。他派人暗杀了临潼籍抗战将领、地下党员许权中。这起刺杀震惊关中，许权中在地方上有极高威望，其死激起极大民愤，也让徐经济在老乡心中彻底“黑了脸”。
那一枪，成为他人生的死结。
1949年，解放战争接近尾声，国军节节败退。
胡宗南让他守宝鸡，他守不住；又让他守风县，他也守不住。眼见天要塌了，1950年，他干脆带着2000多人起义投诚。
新政权对他并未苛待，把他送到西北军政大学接受改造。学完后，允许他回乡定居，表面看一切归于平静。
他以为，抗日有功、主动投诚，已是“既往不咎”；他以为，从此可以安度晚年。但很快，他发现自己错了。
1951年，全国开展“镇反”运动，旨在清算隐匿于群众之中的反革命分子。
徐经济突然被捕，所涉罪名乃是“暗杀革命同志”，即1943年的许权中事件。他辩称那是“执行上级命令”，且自己早已投诚，应属“功过相抵”。但这年头讲的是“阶级立场”，不是逻辑法理。
法院很快判处他死刑，并当即执行。
徐经济临死前曾说：“我不是反革命，我抗过日、杀过敌，没想到死在自家人手里。”这话沉重，却也无奈。
几十年过去，1983年，改革开放后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。
西安市中院重审此案，确认徐经济自投诚后，未有任何反革命行为，且有抗战功绩，依法撤销原判，恢复其名誉，并享有起义人员待遇。
这场迟到三十多年的正义，终于来了。
但徐经济早已不在人世，坟头的野草恐怕都长过了人。
徐经济的一生，写满了时代的冲突：
他曾是民族英雄，也曾沦为体制牺牲品；
他手握军权，却败给了一场政治风暴；
他投诚新中国，却没能迎来新生。
他的遭遇，提醒我们：历史不能只看立场，更应看人；功过是非，也该用理性评判，而非随政治起落翻云覆雨。
或许他的一生，正好了那句沉重的提问：
“如果曾为国家流血，为什么还会被国家枪决？”
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，而是一代人的困惑。#我的读书笔记#
